三月初春，疫情嚴峻，第26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頒獎典禮以閉門形式進行，多位校友榮獲獎項，其中電影電視學院校友卓翔執導的紀錄片《戲棚》獲選為「推薦電影」。卓翔表示這是一個很好的鼓勵：「製作電影當然希望被業界認同，而紀錄片更加需要這份肯定，才能鼓勵更多觀眾入戲院觀看。」
《戲棚》是卓翔的第三部紀錄片，三部作品主題皆觸及戲曲：「我在演藝學院讀書時，已定下目標拍攝戲曲相關的劇情片，現在暫時未有實行，換了另一形式呈現。」在電影廣闊的光譜中，卓翔選擇紀錄當下，為時代留存有影有聲的歷史見證。
卓翔的電影夢植根於初中年代，租錄影帶回家觀賞是他的課餘活動，「煲」盡中外電影。當年同學之間鮮有電影迷，他儼如班上的電影評論員，少年人的存在感和自信心由此建立，自此更積極發掘電影資訊。中學畢業，卓翔順理成章報讀電影相關的課程：「中五、中六曾參加坊間的電影課程，接觸到一些業內朋友，他們都說演藝學院的技術訓練方面素有水準，而且每個學生都有機會拍攝個人作品，我於是A-level後便報考。」
卓翔先讀了一年的文憑課程，再升讀學位課程，主修導演。其時數碼影像開始在業界普及，成本昂貴的菲林開始慢慢被取代，卓翔慶幸能在學院趕及體驗「沖」菲林、入菲林，甚至一格一格剪菲林的過程。「我喜歡探索事物的歷史本源，就如認識自己必定要從童年開始，才能理解今天的我如何演變而成。同樣，讀電影的須要理解電影的歷史，而了解傳統的製作方法是認識電影理論的最佳學習方式。」尋根探究的精神，早已為拍攝紀錄片埋下了伏筆。
從紀錄片起步
卓翔在二年級的暑假開始到電影公司實習，首次參與大規模的電影製作，收穫不止於專業技巧，還有同樣重要的人脈網絡。他直言入行時香港電影業已面對重大挑戰，慶幸自己實習時當了副導演組一員，認識了很多行內人，畢業後得到不少機會：「實習是關鍵。讀書時能夠與業界連繫，將來就業會比較容易銜接。」
當了幾年副導演，收穫甚豐，但卻沒時間創作個人作品，直至2009年參加「鮮浪潮國際短片節」，才抓着機會創作以成長為題的《一封情書》。然而，他並沒有滿足感，相反，完成作品後更覺徬徨。「我感覺自己不只原地踏步，而是退步！我開始反思：將來的路應該怎樣走？繼續申請資助拍戲，不斷重複這個循環；還是有其他可能？」
就在迷惘之時，他讀到一些電影導演的傳記，從前輩的經歷中得到啟發：「我喜歡的幾位導演，原來都是先拍紀錄片，然後才拍劇情片的，有些更屬兩棲導演。拍攝紀錄片所需的成本、資源較少，作為新導演，以這種方式起步似乎相對合適。」
紀錄片所拍的是真人真事，場景真實存在，主角是受訪者，同時也主宰了故事的走向。而導演的工作，是說好一個故事。「拍劇情片和紀錄片有少許分別，但動機和功能一樣，都在真實生活中抽取養分，將觸動創作者的故事傳揚開去，透過影片讓生命影響生命。」
寄情戲曲
能夠觸動卓翔的題材中，戲曲是其一。「我在演藝學院讀書時才首次欣賞戲曲演出，看的是崑曲《牡丹亭》，由白先勇先生策劃，深深觸動我。我想：『為何我長大成人後才認識自己的文化和藝術形式？』我希望透過自己的專長協助推動這項文化藝術，就像《霸王別姬》、《虎度門》，藉着電影讓一些平日不會觀賞戲曲的人接觸這項藝術。」卓翔理解觀眾看過後未必有即時回應及改變，但他相信記憶會留在心中，說不定某年某日勾起對戲曲的興趣，他稱之為「落苗」。
雖然滿有熱誠，但畢竟是戲曲門外漢，故此一直做了大量資料搜集。2012年完成首部紀錄片《乾旦路》，紀錄年輕粵劇演員王侯偉和譚穎倫兩位男旦之路。2015年第二部紀錄片《一個武生》，寫崑劇團裏最後一個青年武生的矛盾掙扎。去年的新作《戲棚》，全面探索香港獨有的竹建戲棚，紀錄戲棚內不同崗位的人和事，作品獲多項殊榮，包括香港電影導演會2019年度獎項的執委會特別獎，去年更於第56屆金馬獎獲提名最佳紀錄片；而卓翔則於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獲提名新晉導演。
連番得到業界認同，卓翔未敢興奮，只視之為香港紀錄片向前邁進的一小步。「電影的源頭來自紀錄，最初誕生的電影純粹紀錄一列火車到站，或一間工廠的工人上下班，為真實的人、真實的事做一些紀錄。但香港觀眾普遍認為紀錄片屬於新聞、電視類別，而不是電影，以致本地甚少上映紀錄片。我相信觀眾是可以慢慢培養的，這是一個互動關係，當有更多人願意投放資源給予香港創作人拍攝紀錄片，香港自然能製作出品質更好的作品，整個生態會越來越好。」
宿命中尋找可能
卓翔擅長在作品中融合不同的藝術形式，一如《戲棚》結合仰望鏡頭與古典樂曲，搭棚工人的動態伴隨着巴哈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抑揚起伏。「在演藝學院學習，有機會欣賞舞蹈、戲劇、音樂等各類型的表演藝術。這種跨形式的氛圍，為電影創作添加了不同養分。我們並非只懂單一藝術的電影學生，我們經常接觸不同的藝術，與學院裡面不同範疇的人互動，就像與我一直合作的作曲系同學，他們跟我一樣於這種氛圍中學習，故此對電影亦不感陌生，合作起來更容易溝通。」兩年前，卓翔與演藝學院音樂學院畢業的許敖山合作《肖像曲》，從電影跳進劇場，透過音樂和影像呈現一種嶄新的「混種紀錄歌劇」，在創作上發掘更多可能。
夢想可以堅定，形式卻不一定從俗。眼見行內不少人因做不到想做的角色，或拍不到想拍的題材而失望，選擇離開。面對不可逆轉的客觀環境或所謂的「宿命」，人其實可以有更多選擇。「我相信拍劇情片並非唯一出路，我在過去幾年拍紀錄片也是另一種方式。當你覺得疲累的時候，暫且停下來尋找其他可能，容許自己作更多嘗試。電影導演不一定只限於創作電影，也可以跨界別創作。除了電影外，不妨想一想自己可以用甚麼方式來回應社會。」
（原文於《演藝通訊》2020年6月號刊登， 按此閱讀原文。）
按此訂閱電子月刊和學院最新資訊。